然而,另一种信仰源自医学史—僵住症,在更早的社会,这种疾病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流行。病症表现为肌肉不灵活、姿势僵硬、对疼痛反应缓慢或毫无知觉、呼吸轻而缓。人们认为,这种病可能是由几种原因造成,例如外伤或其他疾病。无论处于何种状态,患者看起来像死人一样。但是,病症并不持久,患者会逐渐恢复感觉,并恢复生命力。过去,有些人未意识到这种病症,这看起来就像死人又活过来了。当然,有些僵住症患者下葬后才在棺材里恢复知觉,仍然在里面死去,但有一些是在埋葬之前活过来,使周围的人不无惊讶和恐惧。甚至到了19世纪,英格兰部分地区依然记录有这种病症的事件,其中在一所发生这件事的教堂,人们庆祝病人的康复。
康士坦·惠特尼和其他故事
在伦敦的克里波门圣-吉尔斯教区(St.GilesCripplegate),人们可以看到关于一位名叫康士坦·惠特尼的寡妇的独特备忘录。惠特尼夫人死于19世纪末,但她的坟墓一侧装饰的纪念卷轴,描述了这位女士以活死人的形式从棺材醒来的故事。此雕塑描述了一个与坟墓相关、扣人心弦、惊恐万分的传说。
康士坦·惠特尼家境殷实,死后被穿上所有华丽的服饰,戴上所有珠宝安葬在坟墓里。她的一个手指上戴着一个非常好看的指环,中间镶嵌着一颗很大的宝石。当她被安放进棺材里,让她的亲友们哀悼时,贪婪的教堂司事双眼紧盯着这个指环,并决意要趁机据为己有。他等到最后一位来哀悼的亲友离开教堂,空无一人时,走进那具未最后密封的棺材,开始掀起棺材盖子。康士坦·惠特尼端庄地躺着,她手指戴着的宝贵指环闪闪发光。司事试图拿走指环,但她的指关节如此肿胀(因为她生前患关节炎所致),指环无法挪动。他拿出刀刃,在死人手指切了一小口,让他更容易把指环取下来。伤口处凝聚了一小滴血,于是康士坦·惠特尼大声叹息,坐起来,似乎刚从沉睡中醒来。她并没有死,而是处于僵住症昏迷状态,而司事的刀割之痛让她醒过来。抢劫的司事尖叫着落荒而逃,被一位附近的看守抓住。康士坦·惠特尼恢复了健康,继续活了好几年。后来,在她自然死亡后,人们在她的墓地竖起独特的纪念碑,纪念这件离奇的事情。
当时这个国家流传着好几个类似的故事(毫无疑问,有些故事受到关于康士坦·惠特尼的最早故事影响),甚至流传到更远的地方。在北爱尔兰北安特里姆的巴利卡斯尔附近流传着一个相似的故事,讲述了一位阔太太死后被埋葬在郊外拉莫安的古墓地。当地两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挖起尸体,想拿走她手上戴的指环。出其不意的是,这两位盗贼竟然使女尸复活,她在棺材里坐起来,问他们她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这两位盗贼赶紧逃之夭夭。在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一些地区也流传着好几个相似的故事。
在维多利亚时代,康士坦·惠特尼并非唯一一位复活的人,当时伦敦流传着相似的故事。例如,1895年年底,人们发现一位叫欧内斯特·威克斯(或怀克斯)的男孩死在摄政公园,人们都认为他已经死去。男孩的尸体被搬到马里波恩停尸房,那里的看守在医师到来之前检查了尸体。检查过程中,他发现尸体胸口在轻微起伏。他开始揉擦小男孩的手和臂,于是男孩恢复了意识。医生一到,他就被转送到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医院判定他是从痉挛恢复过来。这并不是小男孩生命中一次绝无仅有的经历,因为他之前经历了好几次类似事件。甚至有好几位医生为他出具了死亡证明。似乎甚至很娴熟的医疗工作者都被僵住症痉挛骗到了。
极有可能的是,僵住症病例虽然没有记录,但在早期历史却频繁并发。如果连19世纪的受训医师都误以为僵住症是死亡,那么17、18世纪的医师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出现此类误诊后,“死尸”可能会恢复健康。
在人们的脑海和想象中,关于回魂尸体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与这种想法有关的另一因素是:复活论者。
掘墓盗尸者
随着伦敦、爱丁堡和都柏林(这些地方被认为是全世界医学发展最好的地方)的医学取得重大进展,人们对医生和外科医生的需求增加,许多“高素质的年轻人”开始选择医学作为合适的职业方向,接受医学教育。学员数量庞大—特别是外科领域—外科学员为了学习本行业的知识,要在刚死的尸体上进行手术,而尸体往往供不应求。医院可能需要直接采购处以绞刑的罪犯尸体—需遵守亨利五世时的法律。一年中,英国政府要求为医学实验提供被处决的重犯尸体,但这些尸体并不完全适合。这些男子和女子往往死于暴烈的骤死,只有小范围可供他们研究,比如,疾病对人体的影响。
研究这些的最好途径,当属直接从墓地里挖掘刚入葬的尸体,当然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因为这是对死者的亵渎。医院和外科医生如何得到尸体呢?答案就是从掘墓盗尸人那里购买。盗尸者无视法律,冒着被逮捕的风险,挖取刚入葬的尸体,将之卖出获取丰厚利润。在伦敦、爱丁堡和都柏林,这些人被成为是“掘墓盗尸者”或“打包卷尸者”(Sack-em-ups,用麻袋装尸体)。他们有的单独作案,有的团伙行动,而且有些人从这种可疑和非法交易中维持着不错的生活水平。大手术—特别是在伦敦和爱丁堡—会出不菲的价格购买新鲜尸体,而外科医生也对尸体的来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些掘墓者进行谋杀,以图获取新鲜尸体,而外科医生和医院似乎也不介意。外科医生对穷人的尸体(他们因为各种疾病而死于伦敦的街道)很感兴趣,而富人的尸体也让他们兴趣不减,因为他们的尸体可显示一些富贵病的症状,例如痛风,让部分外科医生非常感兴趣。任何一具尸体,都难逃盗墓者的眼球。
尸体之王
在19世纪的伦敦,本·克劳奇是当之无愧的尸体之王。他是木匠的儿子,有时候以拳击手和职业拳击家为职业。有一段时间,克劳奇在盖伊医院做搬运工,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盗墓这一行,并产生入行的意向。他几乎放弃了职业拳击手的职业,开始转行做盗墓,希望过上好日子。他开始网罗了一个小团伙:包括比尔·哈尼特及其弟弟杰克,他们讨厌克劳奇和他的恶毒行为,但依然紧紧黏着他:汤姆是一位低智商的家伙,曾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手推车推动尸体而被捕;约瑟夫,曾是一名水手,在克勒肯维尔的温泉广场当过掘墓人(是团伙中的好帮手);还有其他几位成员。本·克劳奇是一位狡猾的花花公子,恶毒地欺凌弱者,但这并未阻碍各种医院的外科医生与他交易。这一行报酬可观。凭此他可以穿上最好的衣服,趾高气扬地在伦敦走来走去,仿佛他是地主一样。只有他的对手以色列·查普曼领导的藏红花山团伙能与他媲美。
盗尸犯
盗尸通常在秋天开始,因为黑夜会比较早来临。盗尸业需要黑夜作掩盖,因为盗墓者在带罩灯笼以及玻璃瓶里的蜡烛照耀下作案,这样可以让光线暗淡,而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也是在这个时候,医院的解剖学派开始出现新术语,而外科医生需要新鲜尸体。诸如克劳奇之辈的盗尸徒会出现在外科医生的办公室,从他们那里接受未来几个月的订单。他们的客户不是普通医生,克劳奇的客户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其中包括极具权威的布兰尼姆街外科手术室的查理斯·贝尔爵士、约书亚·布鲁克斯爵士,以及伦敦疝带学会的创始人约翰·汤顿。虽然他们都不喜欢克劳奇,但都知道他有准时交货的名声,因而愿意与他和他的同行合作。
许多盗墓者,包括克劳奇和藏红花山团伙,都从斯皮塔佛德的基督教堂墓地里搜罗“货品”。的确,那个地区的盗尸掘墓如此猖獗,很多人死后都不敢葬在那里,因为他们不愿意别人亵渎他们的躯体。18世纪末,73岁的玛丽·梅森被安葬在基督教堂时,她的棺材用铅带盖着,用挂锁锁着,以防引起盗墓者的注意。这件事足以显示这个地方盗墓者的名声远扬。其他家庭要么聘请看守,要么亲自站岗,看守亲人的坟墓,以防尸体被挖掘和运去进行医学解剖。这不仅仅发生在伦敦的墓地,英国其他教堂也发生类似事情。很多本地的政府允可守夜持续几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尸体就不可用来解剖了。当下葬的尸体变少了,克劳奇和他的同党通常进行谋杀。
正当伦敦的本·克劳奇和以色列·查普曼在如火如荼地盗墓时,爱尔兰的盗墓者也为都柏林的外科学院提供尸体。爱尔兰最出名的盗墓者是古怪的乔治“疯乌鸦”亨瑞克。他曾经因为夜间盗墓而被抓蹲了几次牢。疯乌鸦长相野蛮、暴力,是个酗酒成性的家伙,与本·克劳奇不同的是,他对社会地位或形象抱有幻想。他喜欢四处摆放他的照片,还附上可能由他作的一首让人不敢恭维的小诗:
长得凶神恶煞,满身啤酒味
看,疯乌鸦就是十足的游吟诗人
他的嗓音如同伊坦纳的咆哮一样可怕
吓倒遥远地方的人
同样骇人的还有他那张尽人皆知的臭脸
见人就杀,只有喝威士忌醉倒才罢休
疯乌鸦在都柏林市最喜欢的狩猎场要数圣安德鲁教堂。当葬礼结束后就会出现的蓬头散发的他,会把迟来的哀悼者吓个半倒。他习惯于像可怕的幽灵一样在这种坟场闲荡,直到天黑,他就开始恐怖而邪恶的生意。在很多方面,他就形似一位墓地幽灵,都柏林的报纸也经常满版都是关于他的盗墓战绩。1825年,他被抓获,关进监狱,成为都柏林大报的头号头条—这并没有让他丧气,而是更加坚定地要继续他的可疑生意。从监狱放出来后,他又回到圣安德鲁教堂。与本·克劳奇一样,他有时候也在医院当搬运工,这可能让他接近到可贩卖给外科医生的尸体。1832年,当《解剖法》成为法律时,他放弃了盗墓这一行,改行制造乐器—他到死之前都一直从事这行业。众议院的《解剖法》规定所有的解剖学校必须根据严格标准得到英国内政大臣的准许进行尸体解剖,从而限制了盗墓者的客户。
尽管疯乌鸦是一个奇特而且极其怪诞的人,但在都柏林大街上进行可怕盗墓生意的绝非仅此一人。同样臭名昭著的还有“盘坐在脸盆里的比利”,他是一位无腿的伤残人士,用一个大铁盆或澡盆推动自己。他虽然是伤残人士,但他有惊人的技能,特别是手臂。人们也认为他极其狡猾和足智多谋,而且对掩盖行踪特别在行。这就是人们无法知道他在都柏林进行盗墓行动的确切地点。有人说他在现在市中心附近的格拉夫顿街不远的小巷里作案,其他人认为他在萨克维尔街附近的厄尔街(现在的奥康尼街)一带活动。他的伎俩几乎毫无两样:他会在阴暗的入口装作一个断腿乞丐,坐在盆子里要钱。当有好人停下脚步时,比利会说如果那个人弯下身,他有秘密要透露。当路人弯下身时,他就用有力的双手抓住路人的脖子,扭断他的脖子。他就像一只掠夺成性的动物,将尸体拉到他的小巷里,打劫后随后将之交给盗尸者。
跟英国的同行一样,都柏林的外科医生也不是很在意用做解剖教学的尸体来自何方,而且他们很愿意与盗墓者和谋杀犯合作,如果后者能保证尸体的稳定供应。与疯乌鸦和盘坐在脸盆里的比利之流打交道,他们毫无不安之心。都柏林当时最出名的外科医生赛缪尔·克劳斯,据说在1786至1803年间,在解剖学院做手术时,曾从城市每个地方获取尸体进行外科手术。
大约在1828年,一份详细介绍一些更加光鲜的盗尸者活动和业绩的相当粗俗的报纸,开始在都柏林流传。报纸声称,“精彩发现截住儿童,让其流血至死的野蛮杀人犯”。印刷人声名狼藉,名叫明斯特·杰克(约翰·克莱默),他在行人的小巷经营简单的出版社。他在一次粗糙的印刷出版中,讲述了人们发现半死儿童—接近尸体—在街上游荡,他们刚从盗墓者魔爪下逃生,盗墓者为了将他们拖走把尸体卖来进行医学研究,用尖刀攻击他们。明斯特·杰克也用相同的印刷机,印刷了一份粗糙的小册子,内容是关于疯乌鸦、盘坐脸盘的比利以及较早时期的都柏林盗墓者如理查德·福克斯等的可怕活动。这些,以及都柏林报纸中的相关报道,都保留着尸体被人从坟墓挖掘出来的事迹。
但是,与盗墓业最紧密相连的,可能要数爱丁堡。苏格兰的外科医生在早期的医疗界享受值得人们艳羡的盛名,很多如饥似渴的学生都报考他们的解剖学校,拜师学艺。因此,这些机构需要极其多的尸体。爱丁堡的报纸对盗墓和婴儿谋杀案件也时有报道。约在1752年,两名女子简·瓦尔蒂和海伦·托伦斯为了卖尸进行解剖而杀死一位7岁小男孩,在市区的格拉斯市场被处以绞刑。虽然这两名女子被指控谋杀,但这绝对不是她们首次进行如此恶劣的暴行,她们的罪行在市区、乡镇和村落里传开了。
但是,爱丁堡最出名的盗墓者是两位爱尔兰人:威廉·伯克和威廉·哈尔,他们俩的大名在市区内外远近知名。1827年和1828年之间(大约五年后《解剖法》终止了这些行为),伯克和哈尔,以及海伦·麦克杜格尔和哈尔的妻子玛格丽特,一起以高价向爱丁堡的外科医生兜售尸体,过上收入丰厚的生活。人们不清楚这两个人是否是老相识—或者他们在联盟运河(也被称为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联盟运河)工作时相互认识了—但当伯克来到哈尔家逗留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建立起友谊和称为恐怖生意的合作伙伴。
当时有一位叫唐纳德的年迈退休军人住在哈尔家,他突然死亡,还欠房东4英镑。为了收回欠账,在伯克的帮助下,他把尸体卖给当地的解剖学校进行解剖。这是他们俩的第一次犯罪作案,这让他们首次尝到贩卖尸体这一行的甜头。在1828年11月,他们成功地从棺材里搬出一具尸体,以大约7英镑的价格卖给爱丁堡医学院,这在当时是不菲的行情。这宗交易也让他们第一次与当时的知名外科医生罗伯特·诺克斯医生认识,他后来成为他们的老主顾。后来,哈尔的另一位被称为磨坊主约瑟夫的租客,病倒了。虽然他病得没有唐纳德那么严重,但诡计多端的房东决定弄死他—约瑟夫已经迟迟未交房租,该死而不该活着。哈尔与伯克就此事进行商量,伯克曾经在多尼戈尔军队服役(或许只是军官的仆人),并且坦言,干掉人,他是“很在行”的。他们俩想出了一个计划,哈尔用威士忌把倒霉的约瑟夫灌醉后,伯克把他压倒,然后让其窒息而死。他们把尸体卖给了解剖者。
1828年2月,玛格丽特·哈尔说服一位叫艾比盖·辛普森的领养老金长者在他们家过一夜。伯克和哈尔用烈酒把她灌倒,然后把她干掉,把尸体卖给了罗伯特·诺克斯,他说尸体“质量很好”,并支付了10英镑。很快,伯克招徕了两位妓女—玛丽·皮特森和珍妮·布朗—让她们来他家“共度良宵”。由于在交易价格上达不成共识,布朗很快就闪人,但皮特森留下来过夜,并随之被杀死。她的尸体如此鲜活,诺克斯的出价高达15英镑,非常惊人。但是,这一行的生意风险很大,因为一些解剖学生不久前曾与这位妓女厮混,认出了摆在前面解剖台上的这具尸体。大家怀疑是否出事了,但诺克斯设法平复了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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